岳毅平

    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，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，自我需求、个人性情被淹没在立德、立言、立功的人生价值定位里。这种情况到了明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随着明王朝的统治因腐败而渐趋松弛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市民阶层的壮大，特别是在李贽、袁宏道等思想家的大力推动下，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。渴望摆脱一切束缚与限制，以感性冲突突破理性的思想框架，极力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。再加上政治黑暗，仕宦险恶，士人们便更多地投身于现实社会的世俗生活中去。他们游山玩水、蓄妓纳妾、嗜音赏舞、品茗食甘，悠闲风雅。置造园林，闲情适意，成了他们性灵和情趣的一种载体。李渔的园林美学思想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中，体现了率性而为、纯任自然的美学情趣。

    在《闲情偶寄》中，李渔率性而谈，将自己的生活情趣、审美趣味、艺术个性自然袒露出来，毫不掩饰矫造，连自己纳妾携姬、奔走权富之门打抽丰，生活之贫窭窘况等都直言不讳，在生活中的发现、发明及偶得也急不可耐地予以表现，显示了他率真自然的性情。李渔自云：“予性最癖，不喜盆内之花，笼中之鸟，缸内之鱼，及案上有座之石，以其局促不舒，令人作囚鸾絷凤之想。”其性爱自然舒畅，不喜拘泥促迫。以此性造园，李渔推崇“随举一石，颠倒置之，无不苍古成文，纡回入画”的叠山能手，提倡“宜自然，不宜雕斫”，“顺其性”而不“戕其体”。与此相应，李渔在营构园林时，首重自然环境，使所筑园林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。他一生为自己营造三个园居，其中伊园和层园都是依山而建。伊园是他早年在家乡婺州兰溪伊山之麓而建的第一个园居。李渔在《伊园十便》的小序中说：“伊园主人结庐山麓，杜门扫轨，弃世若遗，有客过而问之曰：子离群索居，静则静矣，其如取给未便何？对曰：余受山水自然之利，享花鸟殷勤之奉，其便实多，未能悉数，子何云之左也。”李渔受山水自然之利，享花鸟殷勤之奉，追求闲静遗世之趣。伊园建在“近水邻山处”，“两扉无意对山开”，“步出柴扉便是山”，“山窗四面总玲珑，绿野青畴一望中”，屋前有方塘，“方塘未敢拟西湖，桃李曾栽百十株”，屋后有瀑布，“飞瀑山厨止隔墙，竹梢一片引流长”。整座园居虽因陋就简而成，但完全融入自然山水之中，得自然之精华。层园是李渔晚年迁居杭州时所建园居，依西湖之畔的云居山而筑。层园面对西湖，背倚钱塘江，“前门湖水后江潮，恰好住山腰”，“似客两峰当面坐，照人一水隔帘清”，“目游果不异身游，顷刻千峰任去留。云里霹开三净土，镜中照破二沧州”，“开窗时与古人逢，岂止阴晴别淡浓。堤上东坡才锦绣，湖中西子面芙蓉”，更有惬意者，李渔得以常在“西子湖头濯足，东坡堤畔伸腰”，真是得尽山水之华露，尽享自然之恩赐，无怪乎李渔要“老将尸骨葬西湖”了，最终将自己也要融入这湖光山色的自然中，实乃妙悟人生的抉择。他中年移居金陵时所构芥子园，地处金陵古城南郊，虽没能像先前的伊园和后来的层园那样，整座园林依山而建，但与孙楚酒楼、周处读书台相邻，“后有小山一座，高不逾丈，宽止及寻，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，茂林修竹，鸣禽响瀑，茅屋板桥，凡山居所有之物，无一不备”，也尽量因借自然山水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李渔的这种园林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造园观，是明末以来的造园风尚。如明末徐俟斋隐居时所营涧上草堂，“村在两山夹道中，园依山而无石，老树多极迂回盘郁之势。亭榭窗栏尽从朴素，竹篱茅舍，不愧隐者之居，中有皂荚亭，此为第一。”也是依山造园，竹篱茅舍，素朴村野，与自然融为一体。对此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进行了总结：“天然者，天之自然而有，非人力之所成也”，如果“远无邻村，近不负郭，背山山无脉，临水水无源，高无隐寺之塔，下无通市之桥，峭然孤山，似非大观”，“正谓非其地而强为地，非其山而强为山，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……”。明末清初，像李渔这样“为结山林伴，因疏城市交”，营园追求与大自然相融，恐怕与当时“绝意浮名，不干寸禄，山居避乱，反以无事为荣”的士人心态有关，反映了当时士人们追求闲情逸致，风流优雅的社会风尚。

    李渔不仅重视造园取之于自然，而且在事之以人工之时，也反复强调要师法自然，妙肖自然。他指出：“幽斋磊石，原非得已。不能致身岩下，与木石居，故以一卷代山，一勺代水，所谓无聊之极思也。然变城市为山林，招飞来峰使居平地，自是神仙妙术，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，不得以小技目之。认为垒石叠山，营造园居，本来就是借人工而造第二自然，但能于喧嚣的城市间营构出幽旷闲逸的山林来，能于平地招飞来峰，自有神仙妙术，那就是李渔反复强调的“宜自然不宜雕斫”，遵从自然之性，崇尚自然之美。若能“事事以雕镂为戒，则人工渐去，而天巧自呈矣”。如李渔提倡土石山而反对石山，土石山是土石相间或土多于石的叠山，石山则是石多于土或全部用石的叠山，李渔认为土石山“用以土代石之法，既减人工，又省物力，且有天然委曲之妙，混假山于真山之中，使人不能辨者。”而石山，用石过多，有背天然山脉之理，“予遨游一生，遍览名园，从未见有盈亩累丈之山能无补缀穿凿之痕，遥望与真山无异者”。并进而指出：“垒高广之山，全用碎石则如百衲僧衣，求一无缝处而不得，此其所以不耐观也。以土间之，则可泯然无迹，且便于种树。树根盘固，与石比坚。且树大叶繁，混然一色，不辨其为谁石谁土。列于真山左右，有能辨为积垒而成者乎？”土石山较之石山，自然混成，尽脱人工之迹，真乃“天巧自呈”，亦即计成所谓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了。再如，李渔论述界墙：“莫妙于乱石垒成，不限大小方圆之定格，垒之者人工，而石则造物生成之本质也。”虽是人工之巧，但自然天成。否则，不顺应自然之性，就会破坏自然之美，是营造园林的败笔。他批评“有费累万金钱，而使山不成山，石不成石者”，讽刺“尝有穷工极巧以求尽善，乃不逾时而失头堕趾，反类画虎未成者”。在前述石山、土石山之论中，他还认为“土石二物，原不相离，石山离土则草木不生，是童山矣”。在装饰彩绘方面，他也认为“画栋雕梁，琼楼玉槛”是铺张过度，“亦近鄙俗”的失败例子。这些都从反面强调了营构园林要贵法自然，要美其自然，成功的园林要去“人工”而呈“天巧”。